学术丨钱毅：梁思成与林徽因抗战期间在昆明的建筑活动

1938年至1941年的抗日战争期间，梁思成、林徽因以昆明为基地，率领中国营造学社继续中国古建筑调查与研究工作，同时完成了云南大学映秋院、昆明市郊龙泉镇自宅等几处建筑设计实践。北方工业大学钱毅副教授为《建筑史学刊》2021年第2期撰写《梁思成与林徽因抗战期间在昆明的建筑活动》一文，通过丰富的文献资料与现场调研，梳理了梁思成、林徽因与营造学社同仁在此期间进行的中国传统建筑研究和建筑设计探索。并特别指出其对传统民居、地方特色以及如何在中国当代与未来建筑设计中借鉴地方建筑特征的关注。这一研究对系统认识梁思成、林徽因的建筑史学术思想和建筑设计思想具有新的价值和意义。

Liang and lin

梁思成与林徽因抗战期间

在昆明的建筑活动

钱 毅

Liang Sicheng’s and Lin Huiyin’s Architectural Activities in

Kunming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梁思成、林徽因抗战期间在昆明的概况

图1   梁思成、林徽因在昆明工作、生活相关地点示意图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此时的梁思成、林徽因正和莫宗江、纪玉堂等人在山西调查古建筑，正是在这次考察中，他们意外发现了佛光寺唐代遗构。7月12日，获知“卢沟桥事变”在北平爆发，梁思成与林徽因返回北平，之后赴天津，安顿了营造学社的资料后，全家开始踏上流亡的旅途。

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一路上历经艰险，于1938年1月中旬辗转抵达昆明。初到昆明住在城南巡津街 9 号被称为“止园”的一户黄姓军官的房子里，梁、林一家共使用这处住宅的三个房间。当年的巡津街，在昆明南城的新商埠，街边混杂着受法国风格影响的近代小住宅和具有本地传统风格的民居。巡津街 9 号，据说位置在巡津街与铁皮巷口的交叉口处（图 2～图 4）。

图2  1966 年的巡津街地段基本保持着抗战时期面貌，巡津街9号位于巡津街与铁皮巷的交汇处，推测在图中标示位置

图3  1982年的巡津街至金碧路方向街景，街边中华民国时期的历史建筑与院落尚存

图4   巡津街、铁皮巷路口西南侧现状，早已是多层的楼房建筑

经过几个月的颠沛流离，到昆明后，两人都深受疾病的困扰。梁思成因扁桃体发炎，年轻时车祸导致的背伤后遗症加重，加上吃药治疗副作用的影响，卧病在床长达近一年时间。林徽因的肺病也严重起来，来到位于高原的昆明后，缺氧的环境也给她的健康带来损害。林徽因1938 年春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现在多半的人都最挂念我的身体。一个机构多方面受过损伤的身体实在用不着惦挂。”

1938年3月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陆续抵达昆明，许多梁、林在北京的故友也在其中。因此，巡津街9号宅园就像梁思成、林徽因在北平北总布胡同3号的家一样，也时常是高朋满座。张奚若、金岳霖等老友时常访问这里，但气氛与在北平的“太太的客厅”显然不同。金岳霖在给梁、林远在美国的好友费慰梅的信中回忆道，“她（指林徽因，笔者注）不再有很多机会滔滔不绝地讲话和说笑，因为在国家目前的状况下，实在没有多少可以讲的，也没有什么值得笑的。……实际上，我们多少有点心灰意冷。我们的心中藏着一些没有表现出来的思念、希望和焦虑，这些东西用不着表现出来，因为人人都知道他的存在，有一种暗潮汹涌，……。”除了在北平的那些学者朋友，梁家在来昆明的艰险路途中，在湖南晃县邂逅了一批年轻飞行学员，他们也是巡津街9号的常客。这时他们已经开始在空军服役，参加与日军的战斗。萧乾回忆：“那时，她家里的常客多是些年轻的飞行员。徽因就像往时谈论文学作品那样，充满激情地谈论着空军英雄们的事迹。”（图5～图8）

图5  林徽因在巡津街9号

图6  林徽因（半蹲者）与亲友在昆明巡津街9号（左起站立者为金岳霖、王彪夫人、空军军官黄栋权、汪同、何梅生）

图7  梁思成、林徽因与友人在昆明西山华亭寺（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梁再冰、金岳霖、吴有训、梁从诫）

图8  1938 年梁思成一家及友人在昆明西山杨家村民居中合影（前排左起林徽因、梁再冰、梁从诫、梁思成、周如枚、王蒂澂、周如雁；后排左起周培源、陈意、陈岱孙、金岳霖）

战争中物价不断飞涨，林徽因一段时间每周四次步行去城北的云南大学教授英文，补贴家用。同时梁、林二人还受人之托，“为那些‘卑鄙的富人和奸商’设计房子”。林徽因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虽然思成与我整天宣言我们愿意义务的替政府或其他公共机关效力，到了如今人家还是不找我们做正经事，现在所忙的仅是一些零碎的私人所委托的杂务，这种私人相委的事如果他们肯给我们一点实际的报酬，我们生活可以稍稍安定，挪点时候做些其他有价值的事也好。”

在昆明，林徽因写下《彼此》，鼓舞在战争年代迷惘的人们，也包括自己。“……现在一切都是这么彼此，这么共同，个别的情绪这么不相干。当前的艰苦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充满整一个民族，整一个时代！我们今天所叫做生活的，过后它便是历史。客观的无疑我们彼此所熟识的艰苦正在展开一个大时代。所以别忽略了我们现在彼此地点点头。且最好让我们共同酸甜的笑纹，有力地，坚韧地，横过历史。”

1938年梁思成关于赵州桥的两篇论文在《笔尖》（Pencil Point）杂志1月号和3月号发表。由美国寄来的杂志与外汇形式的稿酬给梁思成、林徽因带来了惊喜。

1938年5月起，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邀请，梁思成、林徽因承担了云南大学“映秋院”及“泽清堂”的设计任务。这两座建筑分别以云南大学董事长、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夫人顾映秋，以及龙云的女儿、卢汉将军夫人龙泽清两位捐建者名字命名。几乎在同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代表西南联合大学聘请梁思成作为工程师，帮助设计学校简朴的新校舍。

随着营造学社的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刘敦桢先后抵达昆明，以及获得中华基金会继续资助，中国营造学社得以恢复工作。1938年10月至1939年1月，梁思成养病期间，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调查了昆明市郊以及大理、丽江的古建筑、石刻及其他文物，刘致平参加了昆明市区及其近郊的调查。

这一系列工作，让梁思成、林徽因心中又燃起希望。他们的专业知识又有了用武之地，生活也逐渐有了物质保障。

由于昆明逐渐成为抗战中海外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的重要枢纽，日军开始频频轰炸这座城市。出于安全原因，梁思成一家以及营造学社紧随由傅斯年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由昆明市区搬去昆明北郊的龙泉镇。最初梁思成一家住在位于麦地村兴国庵内营造学社的驻地。1939年年中他们开始在棕皮营村建造自己的房舍，至1940年春建成。

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身体状况略为康复的梁思成，与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一同调查了四川与西康的古建筑、石刻及其他文物。林徽因则留在龙泉镇，一边研究文献资料，整理调查成果，一边照顾家人，同时也处理着云南大学校舍等设计服务工作，以及在棕皮营建设自家住宅等事务。

居住在战争中的龙泉镇，昆明市郊的田园风景有时候会令学者们感受到久已忘却的美好（图9），但是“战争，特别是我们自己的这场战争，正在前所未有地、阴森森地逼近我们，逼近我们的皮肉、心灵和神经”，林徽因在1940年9月20日致费慰梅的信中写道。由于1940年9月日军入侵了法属印度支那，并图谋向云南进犯。1940年12月，林徽因带着孩子离开昆明，跟着营造学社随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机关迁往四川李庄。梁思成稍后也离开，途径重庆处理公务后前往李庄。

图 9  林徽因与儿女在龙泉镇

营造学社以昆明为基地的工作

营造学社在昆明复社及其工作的展开

1938年，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刘敦桢来到昆明后与梁思成、林徽因相聚。在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之后，中国营造学社有了一小笔款项可做次年的经费，在几名聚集在昆明的学社骨干的努力下，一段时间内因战争被迫暂停活动的营造学社得以复社。于是1938年10月至11月，营造学社由昆明及周边入手，调查了圆通寺，东、西寺塔，鸣凤山金殿等一系列昆明重要的古建筑。之后直至1939年1月，逐渐展开对云南其他区域古建筑、石刻及其他文物的调查。这期间，还发生过莫宗江、陈明达被当局强行征召编入军事训练团，经由梁思成找昆明市、云南省政府协调才获放行的插曲。由于梁思成身体未康复，他与林徽因并未外出参加这一阶段的调查，其间只是因听说安宁县曹溪寺具宋式风格，年代存疑，梁思成于1939年1月25日专门去现场查看。经现场踏勘，鉴定其建于元代，仅下檐为元代原物，上檐斗栱及门窗装修、佛像皆为明代之物。

史语所于1938年秋搬迁到昆明市东北8公里处龙泉镇，这里远离城市和军事目标，可以避开日军的轰炸。中国营造学社紧随其后也搬到龙泉镇。史语所入驻龙泉镇瓦窑村，资料库与办公地点选择在龙头村的龙头书坞、棕皮营村的响应寺，以及宝台山上弥陀殿。营造学社则入驻龙泉镇司家营，工作场所设在麦地村兴国庵，梁思成一家也暂时住在兴国庵内，直到棕皮营自己的房子建好。当时在昆明的其他许多文化机构也陆续迁到龙泉镇一带。朱自清、闻一多和清华文科研究所进驻司家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入驻落索坡；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入驻瓦窑村；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竹园村。由于这些国家级的文化机构以及其他一些在西南联合大学等机构任职的知识分子的入驻，龙泉镇一带形成当时中国的一个文化中心（图 10～图 15）。

图10  龙泉镇历史环境示意图

图11  刘致平描绘的麦地村

图12  龙泉镇龙头村（左）与宝台山（右）

图13  龙泉镇宝台山上史语所善本书阅览处及所长傅斯年

图14  兴国庵内营造学社工作室

图15  兴国庵历史照片

营造学社迁到龙泉镇之后，身体略为恢复的梁思成又组织了一次对西南古建筑的考察。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出发赴四川与西康调查古建筑、石刻及其他文物。林徽因则留在龙泉镇绘制图纸、整理文字、查证资料。当时的研究成果，后来在复刊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等处陆续发表。

梁思成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复刊词中写道：“在抗战时期，我们在物质方面日见困苦，仅在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于西南后方做了一点实地调查。但我们所曾调查过的云南昆明至大理间有十余县，以及西康至雅安虞山二县，其中关于中国建筑工程及艺术特征亦不乏富于趣味及价值的实物。就建造类别论：我们所研究的有寺观、衙署、会馆、祠、庙、城堡、桥梁、民居、庭园、碑碣、牌坊、塔、 幢、墓阙、崖墓、券墓等。就建造艺术方面而言，西南地偏一隅，每一实物，除其时代特征外，尚有其他地方传统特征值得注意。此外如雕塑、摩崖造像、壁画等附艺，在我们调查范围者，多反映时代及地方艺术之水准及手法，亦颇多有趣味之实例值得搜集研究。”

营造学社研究视野的扩展

梁思成、林徽因以及营造学社无论是在云南、川康的调查中，还是在昆明的工作生活中，都表现出对西南建筑的地方特征以及各地民居建筑的关注。此前，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更关注宫殿、祠庙、塔幢等经典建筑，较少留意民间建筑。而在北平到昆明的流亡途中，以及来到云南昆明在西南地区的调查中，甚至是在龙泉镇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学社的学者们注意到了丰富多彩的民居建筑，也被建筑的地方特色所吸引，发现了研究的新视角。在费慰梅所著梁、林传记中，提到：“从北京到昆明，沿途穿越二千四百公里的内地乡村、夜宿村舍、在艰苦和疲累的条件下旅行，打开了研究人员的视界，使他们认识到中国民居在建筑学上的特殊重要性。这种民居的特殊，与住户生活方式的关系，以及在中国各不同地区的变化，忽然一下子明显而有意义了。” 

营造学社的驻地龙泉镇，其丰富的民居建筑也为营造学社的调查、研究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样本。刘致平在对昆明市东北郊民居建筑的调查研究过程中，主要以龙泉镇为中心完成了一系列成果。其中《云南一颗印》（图 16）收录于1944年在四川李庄复刊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期。由于抗日战争期间条件所限，没能及时发表的云南民居照片，也经后人整理，由1999年林洙所编辑的《中国古建筑图典》收录（图 17）。林徽因在昆明时，还曾写过一首《昆明即景·小楼》：“那上七下八临街的矮楼，半藏着、半挺着，立在街头，瓦覆着它，窗开一条缝，夕阳染红它，如写下古远的梦。矮檐上长草，也结过小瓜，破石子路在楼前，无人种花，是老坛子，大小的相伴；尘垢列出许多风趣的凌乱。但张大爹走过，不吟咏它好；大爹自己不相信古老。他拐着杖常到隔壁沽酒，宁愿过桥，土堤去看新柳。”这里描写的张大爹及其小楼，一座极为普通的昆明民居建筑，应该是林徽因在昆明时日常所见。林徽因来昆明初期所住的巡津街一带，当时大多是封闭的深宅院落。因此，林徽因这诗中小楼，最有可能也是龙泉镇的。这里的“上七下八”，应该指的是小楼上下檐柱高的比例是上七下八，是描述昆明本地这类民居建筑的常用方式（图 18，图 19）。

图16  昆明小窑村孟宅纵断面图

图17  云南昆明小窑村孟宅

图18  龙泉镇龙头街

图19  昆明龙头村某宅

此外，在昆明梁思成、林徽因以及复社的营造学社长期与史语所等兄弟机构相伴工作、生活、迁移，免不了有所交流。例如，史语所石璋如与梁思永等曾组建“天工学社”，他们对龙泉镇附近手工艺，包括建筑相关的建材加工、建筑建造及瓦窑村砖瓦生产等进行考察、记录（图 20）。相信这些对民间建筑类似人类学方法的调查也会对作为梁思永兄长的梁思成有所影响。此外，史语所的考古学研究，是否也对营造学社在西南地区考察中对木构建筑遗存以外的汉阙、石窟寺、崖墓等投入更多关注有所影响，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图20  史语所对龙泉镇建筑业的调查（从左至右：锯板子、瓦窑村砖瓦窑、麻土圾、立木构架）

在昆明的建筑设计实践

云南大学映秋院、泽清堂的设计

1938年春，梁思成、林徽因就接到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邀请，设计云南大学的女生宿舍。该宿舍由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夫人顾映秋捐建。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5月7日熊庆来写给顾映秋的信中写道：“前承慨允捐建敝校女生宿舍，热诚厚谊，全校同钦。即请梁思成先生及林徽因女士共同设计，具有中式建筑优美的兴趣及西洋近代建筑适用之特长，且充分利用本地建筑材料，以求经济。梁氏夫妇苦心经营，将来建筑落成，不仅莘莘学子得沾蔽荫之惠，而营造设计另辟蹊迳，在云南建筑史上亦可放一异彩。估计（建筑）价值约为国币二万五千元。建筑名称拟为映秋学舍，聊表纪念之意。” 

熊庆来就顾映秋捐建女生宿舍一事还专门写信呈报龙云，信中提到：“……慨先于本校衡建堂西偏捐建女生宿舍一座，现已由营造学家梁思成、林徽因两先生热心勷助，代为设计图案。……”（图 21）。

图21  熊庆来就顾映秋捐建女生宿舍一事呈报龙云信件

由于战争年代物价不断上升，建筑建造过程中造价不断攀升，经费不敷使用。加之日军对昆明包括云南大学的轰炸，这座女生宿舍建筑建设的过程并不顺利。中华民国二十九年（1940）4月30日熊庆来致信梁思成：“敬启者，昨枉驾到校。对于女生宿舍建筑，兄为设备救救正，感荷奚似。拟请早日代为设计，并请贵社派工程人员一员，常川到校视察监工，由校酌致报酬。俾克早观厥成。”由信中可知，至此时由于某些原因，该建筑尚未完成，还需要等待梁思成“早日代为设计”。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1943）3月15日熊庆来再致信顾映秋：“近承夫人继续慨捐国币四万元，作敝校映秋院建筑不敷经费之用，祗领感荷！敝校因学子激增，房舍不足应用，又限于经费，修建维艰，曩承关怀，惠捐巨款，于女生校舍，得着手兴建。虽物价不断高涨，致超过预算甚多，然宏丽之建筑，卒观厥成，莘莘学子，得蒙广厦之庇，饮水思源，无不感激！”1943年3月，映秋院得顾映秋再次捐助经费，终于建设完成。此时梁、林及营造学社早已迁往四川李庄多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并未能第一时间看到该建筑落成（图 22～图 24）。

图22  国立云南大学校址中的泽清堂与映秋院

图23  翻建之前的映秋院与泽清堂总平面图

图24  映秋院鸟瞰及西南入口处

图25  龙泽清与初建成的泽清堂门口

1939年，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卢汉夫人龙泽清在映秋院以东致公堂之间地段，捐建女生食堂（也有一说为大教室），后命名泽清堂。也请梁思成、林徽因设计（图 25）。

原映秋院建筑借鉴云南民间建筑，采用造价相对低廉的土、石、木材料。建筑整体布局为“匚”字形，建筑南翼一层，西侧与北翼两层。历史照片显示，建筑外墙采用毛石墙基，砌至一层窗台下檐，其上墙体的主体为土墙，外表面做了黄色抹灰的保护层。建筑屋顶覆盖筒瓦屋面，各部分屋顶高低错落，采用歇山与悬山相组合的屋顶，起坡平缓，曲线舒缓。建筑西南设一座三层塔楼，内部应是垂直交通功能的空间，其顶部为攒尖屋顶，四角翘起。外墙的做法、屋顶的形式、组合形式，包括屋檐下外露的木构件，这些建筑外观特征都体现出昆明附近传统民间建筑的影响（图 26，图 27）。建筑东侧设有木构架的连廊，与“匚”建筑主体围合形成内院，连廊木构架的立柱上用了异于当地民居的斜撑构件帮助支撑相对厚重的筒瓦顶（图 28）。连廊还与建筑东侧单层硬山屋顶的泽清堂相连。

图26  映秋院西南侧入口

图27  映秋院内院西南角

图28  映秋院东侧连廊

图29  翻建后的映秋院与泽清堂现状鸟瞰

1992年，云南大学70周年校庆时，学校拨款对映秋院、泽清堂建筑进行翻建。翻建的设计大体模仿了原建筑的平面布局及基本形式，采用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建筑南翼增加至两层，西侧主体及北翼由两层增加至三层。建筑外立面装饰着黄色瓷砖，屋顶也改用黄色琉璃瓦（图 29）。

西南联合大学校舍的设计

1938年4月，因抗战形势发展，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将南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所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8 年，在昆明成立的西南联大在大西门外浙江享堂购地百余亩，并设立建筑设计委员会，筹划建筑新校舍事宜。1938年4月19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常务委员会开会确定聘请梁思成为工程师，负责设计新校舍建筑。初期工程预算经费国币二十万元。同年8月，平土工程开始，经招标，仅男生宿舍部分即需国币十六万元。校常务委员会决定暂不采用梁思成设计的砖木结构正式楼房方案，改为建造临时平房校舍。据 1938年8 月9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第八十四次会议）》载：“（三）中国营造学社昆明工作站来函关于本校建筑校舍事项不能继续进行。除由本校表示接受来意外，应再去函声谢，并致送酬金国币三千元。（四）聘请梁思成、林徽因二先生为本校校舍工程顾问。”在随后的西南联大校舍建设中，作为工程顾问的梁思成、林徽因在设计中的参与度到底如何，具体详情尚需进一步考证。

图30  1939 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新校舍平面图

1938年9月第一期工程开工，基本于1939年3月完成，包括36所临时房舍。采用土基墙、木板茅草顶。1939年3月，第二期工程开工，包括临时房舍50所，以及图书馆、医院、食堂及其他房舍（图 30）。二期普通房舍均在屋顶覆盖铅铁皮（图 31），涂绿色油漆。图书馆（图 32）和医院覆盖了瓦顶。1944 年，因办学经费问题，学校将办公室的铁皮屋顶变卖，也换成茅草屋顶。今天，当年的一座普通教室被保留下来，并加以修复，作为西南联大的遗产为后人所凭吊（图 33）。

图31  1939 年建成的新教室为铁皮屋顶（左），1944 年西南联大财政困难，将办公室铁皮屋顶卖掉，改成茅草屋顶（右）

图32  铺设瓦屋顶的图书馆

图33  西南联大旧址修复的原教室及复原的展示建筑

龙泉镇自宅的设计

1939年年中，梁思成、林徽因开始在龙泉镇棕皮营村东侧借用李姓人家的土地建设自家用的住宅。建筑由梁、林二人自己设计，并参与建造。林徽因在1940年9月20日写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房子是最晚建成的，以致最后不得不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乃至每一根钉子。……我们得亲自忙运料、做木工和泥瓦匠。”这座1940年春建成的住宅也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一生中为自己设计建造的唯一的房子。

这封信中还写道，“我们的房子有三个大一点的房间，一间原则上归我们用的厨房和一间空着的用人房”，“出乎意料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的高三倍的钱。用去我们刚刚够花的积蓄，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境之中。（我想这种表述方式大概是对的）。”

院落的主入口在西北侧临近村内道路的地方，设一座当地民间传统式样的土木结构门楼。进门是朝东的甬道。甬道两侧是两栋瓦房，南侧较大的一栋是正房（图 34），北侧较小的一栋是附属用房（图 35）。附属用房，自西向东分别是佣人房（因并无佣人而一直空着）、厨房、柴草房与厕所。正房三开间，靠西是客厅，中间是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书房和卧室，东侧北边一间是女儿的卧室，南边一间为林徽因母亲的房间。正房西面1940年春又加建了一间小耳房，是梁、林好友金岳霖假期来住的卧室。正房南侧是地坪稍稍高一些的后院（图 36）。小院东面是棕皮营与瓦窑村之间的田地。现在，院落周边历史环境已经几近丧失，梁、林故居被夹在充斥着砖混小楼的拥挤的城中村当中（图 37）。

图34  正房南侧现状，可见屋檐、屋脊明显的弧线

图35  梁思成、林徽因故居附属用房现状

图36  棕皮营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平面测绘图

图37  棕皮营梁、林故居及其院落现状航拍

这座小住宅的设计较多地借鉴了当地民居的形式与建造工艺，很可能从营造学社对以龙泉镇为中心的昆明市郊民居调查、研究成果，以及云南其他地区调查成果中汲取了不少经验。

建筑采用条石砌基础，其上用土坯砌墙（部分墙基用石块与土混合垒砌）。建筑主要承重结构为木构架，正房为五架五檩，正房的耳房及附属用房为三架三檩。“竹竿水”的屋面（即基本为直坡的屋面），屋面铺筒瓦，屋檐与屋脊形成明显的弧线（图 38，图 39）。屋脊脊端设有起翘装饰，当地称之为麟尾。正房内做了防潮的架空木地板，方格木板吊顶。并且在客厅北墙设置了一座青砖砌就的壁炉，陶管烟囱由土墙内伸出屋面，顶部扣一个窄长瓦盆做顶盖，两侧开有方形排烟开口，这个特殊的瓦盆推测是从相邻瓦窑村的瓦窑定制而来的。屋面端头类似搏风板或避风砖的做法，是用连续的侧立筒瓦瓦片，形成下垂的带状遮挡。在正房伸出山墙墙面的檩头与枋头外侧，也悬挂较大规格的筒瓦瓦片，瓦片上开有两个小孔，用铁钉钉在檩与枋的端头上。这应该是借鉴了营造学社云南民居调查时所见案例（图 40）。

图38  棕皮营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南立面测绘图

图39  梁、林故居横剖面测绘图

图40  梁、林故居正房山面瓦作做法

室外沿墙基是整齐的石（正房）或砖砌（附房）台阶，屋檐投影处设置石砌排水沟槽。两座房子之间卵石墁地，条石收边。

对自己的这件作品，林徽因相当满意：“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住进了这所新房子，有些方面它也颇有些美观和舒适之处，我们甚至有时候还挺喜欢它呢。” 

设计中对民居智慧的借鉴

1947年梁思成在耶鲁大学艺术学院讲学期间，受建筑师阿尔弗雷德·班德纳（Alfred Bendiner）邀请出席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院校友会和晚宴并发表演说。在当年4月26日梁思成给班德纳信中所附个人简历“建筑创作”一栏中，列出了吉林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地质馆等五件公共建筑作品，其余用“其他一些住宅和商店等，与林徽因合作”概括。而梁思成、林徽因在昆明的建筑创作，包括云南大学映秋院及泽清堂等公建均未列出，更不要说这期间设计的富绅住宅以及龙泉镇的自宅。或许梁思成并未能亲见映秋院落成的样子，遗憾西南联大校舍没有实施最初的设计方案，而龙泉镇的自宅等小住宅则无足挂齿，其真实原因无从考证。因此，这些在战争年代因陋就简但颇具地方特色的作品遗失在昆明，几乎被建筑界遗忘。

今天，考察这些建筑，再结合抗日战争时期梁思成、林徽因在昆明时期的建筑调查及研究活动，可以注意到梁思成、林徽因以及营造学社的学者们当时在对多样的传统民居及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投入关注的同时，也很关注如何在中国当代与未来建筑设计中借鉴这些地方性的建筑特征。正像在《中国古建筑图典》“民居”部分开篇对丽江民居特征的论述中，不仅赞扬了丽江建筑因地制宜，灵活应变，又不失传统之风格，还写道：“我国将来之住宅建筑，苟欲其式样结构，犹保存其传统之风格，并使之发皇恢廓，适应时代之新需求，则丽江民居，不失为重要参考资料。” 

为了推动借鉴地方性建筑特征的新建筑设计实践，中国营造学社由昆明迁到四川李庄之后，在1944年举办的桂辛奖学金设计竞赛中，对如何借鉴地方民间建筑智慧创造新建筑提出了具体要求。竞赛题目是川中中产兄弟的住宅、办公及农场设计。假想所设计建筑适合战后内地的生活条件，既要面对新生活，又要适应“传统之中国社会组织之生活方法”，“其结构方法须尽量取当地民间方法之长，而加以科学的改善，务使成为内地新兴农村适用之新建筑”。（图 41）

图41  中国营造学社举办的民国三十三年度桂辛奖学金设计竞赛第一名方案

1944 年梁思成发表了《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建筑》，提出研究中国建筑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炼旧建筑中所包含的中国质素”，“创造适合于自己的建筑”。

抗日战争期间梁思成、林徽因在昆明的几处建筑创作，借鉴了云南地方风格和民居特色，并采用了地方性的做法，是将他们当时民居研究的成果与新建筑的设计联系起来的重要实践，与他们这一时期的建筑价值观也是非常一致的。

结   语

如今，梁思成、林徽因以及营造学社在昆明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场所，以及梁、林在昆明的建筑设计作品，巡津街9号早已在城市建设中湮灭，映秋院与泽清堂已经被翻建，实物遗存只剩棕皮营被那些拥挤的水泥小楼包围着的梁、林故居，以及司家营建设中的高层住宅楼群下孤零零的兴国庵营造学社旧址。包括20世纪40年代初中央研究院、营造学社等众多学术机构，以及当时各领域知名学者汇聚的龙泉镇历史环境也几乎消失殆尽，难以寻觅踪迹，这是十分遗憾的。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梁思成、林徽因及其引领下的中国营造学社，在中国传统建筑研究以及建筑设计领域的艰难探索及实践不该被人们遗忘。

1938年1月至1940年12月，在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昆明，梁思成、林徽因与当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在极为艰难与困苦的环境中，一心以报国为己任。他们努力发挥自己的专业才能，一方面继续中国营造学社的古建筑研究工作，以昆明为基地，对云南、四川、西康的古建筑进行调查；另一方面，作为建筑师，参与战时后方的建筑设计。在这些工作中，除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经典作品遗存的调查、记录与价值宣传，也在偏离汉文化中心的西南地区前所未有地关注了民居建筑的价值，并且致力于将民居建筑的价值展现于建筑设计实践中。梁思成、林徽因以及营造学社当时对民居建筑的研究及对其价值的挖掘，无疑推动了日后中国建筑界对民居建筑更为深入地研究，其更广泛、更深刻的影响还有待今后的研究去揭示。

（感谢张复合、李海霞、王南、徐林老师，昆明市盘龙区文管所的田凡所长、吴宝华女士的帮助，以及参加测绘的云南大学卜玉鑫、陈思、熊仕森、姚兆松、张铧允、张宁、钟诚、钟森，北方工业大学胡深同学。）

作者简介

钱毅，北方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教授。

公众号图文有删节，完整阅读请参见《建筑史学刊》2021年第2期。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标准引文格式如下，欢迎参考引用：

钱毅. 梁思成与林徽因抗战期间在昆明的建筑活动[J]. 建筑史学刊，2021，2（2）：10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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